掃黑除惡力度升級 高利貸入刑影響幾何

發布時間:2019-10-24 點擊數:231



  高利貸未經立法途徑直接入刑,將深刻影響典當行業、小額借款企業等。法律界人士表示,對普遍存在的民間融資和借貸給予《刑法》打擊,會帶來社會治理過度刑事化的隱憂。



 在掃黑除惡和互聯網金融強監管的雙重背景下,中國沒有通過正式立法路徑,而是徑行通過司法文件將高利貸行為納入《刑法》打擊范圍,輿論對此反應強烈。不少人對嚴懲高利貸叫好,但也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對普遍存在的民間融資和借貸給予《刑法》打擊,會帶來社會治理過度刑事化的隱憂,或將惡化民企融資環境。

 全國掃黑辦10月21日召開新聞發布會,集中發布四個有關掃黑除惡的指導性文件,其中名為《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非法放貸意見》)的文件規定,符合條件的高利貸行為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這一提法實際上為《刑法》中的非法經營罪創設了新的犯罪行為,意味著高利貸進入《刑法》打擊范圍。

 《非法放貸意見》在2019年7月23日制定完成,10月21日起施行。這份文件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聯合制定,形式上不能稱為司法解釋,但內容有司法解釋之實,重要性不亞于司法解釋。據了解,在該文件公布前,已有地方公安機關在掃黑除惡中將高利貸、套路貸行為定性為犯罪。

 高利貸是伴隨借貸活動與生俱來的經濟現象,屬于民間自發的市場交易行為,在剩余資金相對稀缺的情形下,資金提供者通常高利出借資金。民間借貸對經濟發展的益處顯而易見。過去,中國曾鼓勵民間融資,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在法律規范方面,現行《刑法》并沒有將高利貸規定為犯罪,司法機關僅從民事審判角度劃定了24%和36%兩條利率紅線、三個保護區。

 但近年來,不少放貸者在高息外采取不正當手段謀取非法利益,套路貸橫行,高利貸成黑惡勢力滋生溫床,在當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進入公安視線。“不少國家把高利貸規定為犯罪,高利貸表面上解決困難,結果可能使得企業不堪重負。企業很難有24%的年利潤,除非是投機,而且有的人病急亂投醫,借了高利貸之后陷入另一個債務泥潭,導致社會在高利貸的泥潭惡性循壞。”刑法學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分析,出臺針對高利貸的司法指導性文件,是當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兩年后升級為精準打擊的表現。

 何為非法放貸?根據《非法放貸意見》,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范圍,以營利為目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具體而言,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是指2年內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單位和個人)以借款或其他名義出借資金10次以上。

 情節嚴重是則指以超過36%的實際年利率實施非法放貸且具備下列情形之一:(一)個人非法放貸數額累計在20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放貸數額累計在1000萬元以上的;(二)個人違法所得數額累計在80萬元以上的,單位違法所得數額累計在400萬元以上的;(三)個人非法放貸對象累計在50人以上的,單位非法放貸對象累計在150人以上的;(四)造成借款人或者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的。《非法放貸意見》還列舉了高利貸入刑“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

 《非法放貸意見》還規定,僅向親友、單位內部人員等特定對象出借資金,不得構成非法經營罪,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定罪量刑時應當與向不特定對象非法放貸的行為一并處理:(一)通過親友、單位內部人員等特定對象向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的;(二)以發放貸款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并向其發放貸款的;(三)向社會公開宣傳,同時向不特定多人和親友、單位內部人員等特定對象發放貸款的。

 根據《非法放貸意見》,為從事非法放貸活動,實施擅自設立金融機構、套取金融機構資金高利轉貸、騙取貸款、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擇一重罪處罰。為強行索要因非法放貸而產生的債務,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故意毀壞財物、尋釁滋事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數罪并罰。糾集、指使、雇傭他人采用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等手段強行索要債務,尚不單獨構成犯罪,但實施非法放貸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的,應當按照非法經營罪的規定酌情從重處罰。

 《非法放貸意見》明確,有組織地非法放貸,同時又有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認定標準的,應當分別按照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偵查、起訴、審判。

 高利貸入刑,輿論褒貶不一。有觀點認為,近年來非法放貸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借錢人被高利貸逼成家破人亡,企業倒閉,“上層非管不可的時候到了”。但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金宏偉等受訪時指出一個尷尬現實—— “當初鼓勵民間資本解決流動性,各地成立金融辦讓大家去民間借貸,活躍市場,現在看簡直是個坑,全是非法經營了。”還有法律界人士擔心高利貸入行會惡化民營經濟的融資困境。

 刑法學者阮齊林認為,高利貸入刑對中小企業影響不大。他分析,《非法放貸意見》將達到一定程度的非法的、職業的、超高利貸行為評價為犯罪,實際是把民間偶爾的周轉、拆借排除在外,即一般民間借貸不構成犯罪。

 最高法院副院長、全國掃黑辦副主任姜偉在新聞發布會上也回應說,非法放貸與民間借貸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行為,《非法放貸意見》的出臺不會影響正常民間借貸活動。“民間借貸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互助行為,服務社會融資需求,對于促進經濟發展起到有益作用,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受到法律保護;而非法放貸行為已經脫離了民間借貸所具有的個體的、偶然的、互助式的存在模式,具備了借款對象不特定性、出借行為反復性和借款目的營利性特征,在客觀上已經成為了一種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對國家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都造成嚴重危害,必須依法懲處。”

 此番高利貸入刑并非通過立法途徑實現。有律師認為,這么做違反《立法法》規定。但阮齊林認為,《刑法》第225條非法經營罪其中有一項是“其他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本身就有一定解釋空間,《非法放貸意見》實際是把這一項擴張適用。

 曾在上海做過十多年法官的昌言(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肖波認為,《非法放貸意見》其實是創設了非法經營罪的一個新型犯罪行為,但非法放貸行為入刑,必須以違反國家規定為前提,然后法律(含司法解釋)加以明確規定,非法經營為行政犯,具有二次違法性,即先違反行政法規,然后違反《刑法》。

 肖波分析,1998年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和2007年1月1日施行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都禁止自然人以高利貸為業,有了這些規定后,通過司法解釋性質文件明確為犯罪是可以的,“但關鍵在于是否值得打擊,應當打擊”。

 在肖波看來,將普遍存在的民間融資和借貸納入《刑法》打擊,來治理金融亂像,會帶來社會治理過度刑事化的隱憂。實踐中,大量民間借貸行為可能就此面臨入刑風險,大量民間借貸案件可能就此中止審理,債務人轉而向公安機關報案,稱借貸屬于犯罪行為,導致非法經營法罪報案數量激增。“現在民間借貸糾紛是基層法院民事案件最大的立案案由之一,文件的出臺,可能會對此類案件審理帶來一定的困擾。”

 高利貸入刑還可能深刻影響典當行業、小額借款企業、民間正常融資等業態的發展。“這些業態其實擔負起了企業在銀行融資難背景下給企業輸血的正常融資功能,一律入刑,社會企業更加缺血。”肖波分析。

 作為熟悉金融刑事審判的法律人士,肖波分析,造成非法放貸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是行政監管缺位,問題多了就一律以刑事手段打擊,這么做容易造成“嚴苛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的局面。所以,在處理這一問題的時候,刑事手段不應當是主要手段,也不應該成為唯一手段,而應行政先行,堅持《刑法》的謙抑精神,先進行行政告知或處理,如果改正就不應再刑事入刑,以免給經濟和民生帶來行業性和大面積的沖擊。

 肖波還建議司法實踐縮小打擊范圍,進行精準打擊,先僅將利息超過36%的高利貸納入打擊范圍,將《非法放貸意見》的第一條和第二條結合起來看,只有同時滿足第一條中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是指2年內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單位和個人)以借款或其他名義出借資金10次以上”和第二條中數額規定,才構成犯罪,這么做也是給民法留出空間。“因為此前早有最高法院的指導性案例,未經批準進行貸款經營業務的借款合同無效。這已經對非法放貸進行了司法限制。無需再大面積的加大行政和刑事處罰。”他說。



(金融資訊)


浙11选5任选基本走势图